同性恋世界揭密

我上网大概是和你差不多时间，有四年了吧？对于网络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因为网络，我现在没有继续活在麻木中；但是，要是没有网络，或许我也不会再闹出这么多事。

　　那段时间，上网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一项工作技能，而社会上上网的人还不多，不像现在走几步就看到一网吧。学会了搜索和聊天之后，我觉得这辈子的命运改变了。 我到现在还记得第一次键入“同性恋”这三个字之后跳出来长长的结果给我的震撼。说真的，就好像我的人生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。我天天下班在单位上网，到很晚才回家。

　　学会打字以后，我开始去聊天。

　　我在这个圈子里见的第一个人就是从聊天室认识的。他和我一般大，各方面的情况也都差不多。开始，我们都聊一些普通的事情，但是，时间久了，心里的感觉就不再是普通朋友了。我们都感觉爱上了对方。真的，都这么老了，才第一次感觉爱是一个什么东西，尽管对方是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。 我们大概认识三个多月以后，有一天晚上，他对我说他老婆回娘家了，他现在一个人在家。但是，他下面就没再说。我当时和他开玩笑：“那我去陪你啊。”“你真可以过来陪我么？”他打过来这么一句话。

　　说真的，对于见面，我心里真是很渴望，但是，我开始上网时，就告诉自己，上网只是玩玩，和生活是不搭边的。所以，我们认识了这么久，都没给对方照片什么的，甚至连电话都没通过。我就这么矛盾着。

　　“过来吧，就当我们是朋友，聊聊天，总比打字要直接吧？放心，我不会留你过夜的。”他又打一句话出来。我当时觉得，要是再不去，就显得我小气了。问了地址，就去了。去之前，我给媳妇打了电话，说去打麻将，晚点回家。 站在他门口，我犹豫了很久才按下门铃。门开了，他站在我的面前。

　　那个晚上，我没有回家。我经历了我梦中幻想千次的东西。我走的时候，是第二天黎明。在我出门的刹那，他抱住了我。“什么时候再来？”“你期望我来的时候，我就会来。”我就这么对他说。

　　老实说，在他的身上，我感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甜蜜。我们像两个孩子，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时间在一起。但是，时间久了，我们彼此之间的裂痕也逐渐加大。有一天，做完爱，他对我说：“我们算了吧。”我没问为什么，就起身走了。因为我知道，他一直期望得到的职位终于开始有机会了。他和我之间的事情要是传出去，他一辈子的政治前途就毁了。走的时候，心里不算悲凉也不算难过，因为我知道，这一天是迟早要来的。因为我们这样的人，原本就没有什么天长地久。我们在一起，到底算是爱情还是肉欲？或者，两者都有，或者，什么都不是？ 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上网。因为我觉得网络实在是太虚幻了。从网络上得到的爱情，也太不实际。这一次的所谓的爱情让我明白了自己对家庭的内疚。我开始努力去疼爱我的妻子和孩子，努力去做别人眼中优秀的丈夫和父亲。 我以为全心投入家庭就可以让我慢慢忘记网络，忘记网络上还有那么多和我一样的人。但是，3个月后，我还是回到了网络上，只是换了一个ID。

　　你问我有没有考虑过离婚？我想过。要是我刚结婚的时候社会就像现在这个样子，我一定离。但是，现在我不能。其实，我现在才明白我父亲在我结婚之前说的那句话：结婚是过日子。我要是离婚了，我可以去追求我的幸福，但是，对于我老婆呢？一个离婚女人，也没有什么出众的地方，你要她以后怎么过？而且，我孩子都9岁了，父母离婚对他的将来，也没好处。做人，往往是责任最重要了。 你们一直在希望中国可以有同性婚姻，我觉得不现实。现在将我们这样的人从精神病人中拿掉我就觉得够好的了。要是在中国现在就可以俩男人结婚，那会给社会带来多大的震动？别听那些学者专家胡说。要是中国所有的同性恋都可以走出来告诉别人“我是”，这个后果谁可以承受得了？要气死多少父母？可能是我现在已经是有儿子的人，虽然我是，但是，打死我也不希望我孩子是。咱们这样的人，太苦了，我不想他将来受我这样的苦。

　　一起走出新世界大门之后，海风和我说了一句“再见”，转身就走进了人流中。没一会儿，我就找不到他了。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北京市民，在这个世界上活着……

　　2003年8月16日至18日，由中国知名性学和艾滋病病学专家张北川牵头主办的“性取

　　向与健康”研讨会在北京前门饭店举行。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会长曾毅、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常务副会长戴志澄、中国性学会顾问叶干运、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代表RUIJTER等几十位性学、艾滋病防治专家、相关人士及一些同性恋者参加了此次会议。

　　记者必须立即离开，这里不欢迎记者。记者只好退到会场外。

　　记者无法参加会议和现场采访，只好利用会隙接触有关专家和人士。一位四十多岁，穿着很讲究很有高知风度的“同志”出会场吸烟，在电梯口与记者攀谈起来。“你看我是同性恋吗？”他问道。“看不出！”记者摇摇头迟疑地说。“其实，在你的周围，你的同事、朋友、甚至家人，没准儿就是同性恋者。只是因为舆论的压力没有说出来而已。”他说，“社会舆论通常认为同性恋跟艾滋病等社会危害是‘近邻’，其实，同性恋人群艾滋病发病率高的结论是不科学的，对于艾滋病病毒的传播，我们应该归咎于不安全的性行为，而不是性取向。”

　　“同性恋与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已经起步，但很脆弱，媒体介入，有时往往帮倒忙。”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研究员罗玫女士向记者表示，同性恋与艾滋病防治工作，做好不容易，“破坏”很容易，研讨会之所以驱逐记者，是因为害怕媒体的炒作。

　　记者了解到，这次研讨会的一个主要的话题是“关注同性爱者的健康是人类进步的必须，维护同性爱者权益是社会发展的必然”。“现在的媒体还不能从深层次上理解同性爱。”另一位“同志”对记者说，媒体的记者们没有深入研究同性爱产生的历史渊源以及文化背景，多是为了自身利益出发进行炒作，这对同性爱者无疑是个极大的伤害。

　　让同性恋群体走出“地下”活动记者了解到，同性恋人群中也有“层次高低”之分，这与学识、职业及社会地位有一定关系。较高层次的同性恋者倾向追求相对稳定的感情和性爱关系，对家庭、社会责任感较强。层次较低的，一般缺乏社会资源和支持系统，社会责任感较弱，倾向于在浴池、公园僻静处寻找生理满足。

　　“尽管如此，同性恋者与大多数人不同的只是他们的性取向。”广西社科院文史研究所卢芳明说，在中国，强大的传统约束力使同性恋者只能小心翼翼地在“地下”活动。新版《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》的诊断标准中对同性恋的定义非常详细，同性恋的性活动并非一定是心理异常，由此，同性恋不再被统划为病态。

　　记者在采访中发现，几乎所有的专家都对同性恋持宽容和接纳的态度。他们普遍认为，正视同性恋，给予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平等的权益，是我们整个社会应该做出的努力。而目前我们首要做的，便是真实地了解这个隐藏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的庞大群族，理解同性恋这种情感和生活方式，消除偏见歧视，从而给予和尊重他们生活的平等权利。

　　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主任杨华渝认为，如同人们没必要强迫左撇子改成右撇子，我们也不必要去强制同性恋者“改”成异性恋者。“中国传统上就讲究阴阳调和，因此同性恋在中国注定是一个被边缘化的群落，在目所能及的视野里，他们大多与罪恶、丑陋这样的词汇联系在一起。人们应给同性恋群体更多理解。”